Message 13 February
This is to elaborate on the content of the article ,
现代儒学的困境与出路 , copy attached.
The writer's
方朝晖 2014-1-17 argument is to admit Confucianism back into the cultural practice first and foremost -- 主张治学与做人不分.认为儒学与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关系也主要是一个实践问题而非理论问题.
The writer considered -在今天的中国大陆，许多儒学研究者对世界其他民族的文明缺乏同情的关怀，对西方文明的内在活力缺乏应有的理解，动辄愤愤不平，抱怨中国文化未受西方人尊重，学术研究也不自觉地陷入于论证中国文化传统多么“伟大”之上，使其学术研究沦为为狭隘民族主义服务的工具.
儒学的复兴寄望于出现千万个“真儒”即现代儒家，其特点是自身的生活和生命来践履儒家的价值，并教书育人，培育一代又一代后来者。他们的人多了，儒学的传统自然就活了；The writer seems to
admit the limitation of Confucianism entering into the political structure ; 儒学的现代意义不在于它能否开出现代性，而在于它能针对现代性在政治、经济、制度等一系列方面所给人类提出的新挑战，帮助人们从困境中走出来，达到理想的归宿。而不必在今日时机未成熟之时操之过急。前提是必须恢复儒家自身的话语系统和传承方式。一个真正的儒者必须认识到： 在今天这样一个资讯极其发达，社会自主性空前加强，人们的自觉意识无比强烈的时代，一种真正对于诊治现代人的心灵有益的精神价值，必然会吸引无数人的目 光，一定能得到全社会的拥护。
Bill
今日中国的学科体系是完全模仿西方建立的，这一体系不能给国学或传统经学一个独立的位置，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
1）古人治学可以说经典在不自觉中渗透到生活中，融解在他们的血液里，构成了他们生命的一部分，使他们从待人接物到人生价值标准，均受到了经典的实质性影响。
（2）古人结合自己的生活实际来理解，绝不脱离自己的人生经验追求所谓纯客观的意义。经典的含义不是“客观的”，同样的文本对不同的人来说含义可能完全不同。
（3）古人主张治学与做人不分：一是通过读书来修身，确立人生的志向和安身立命之本。修身是一辈子做不完的功课，而是必须在待人接物中严格遵守，时刻应用，否则为学的意义就没有了。( 1 at 2 )
[i][v]日本、东亚四小龙的成功，“多元现代性”研究的兴起[ii][vi]，提醒人们注意到儒家作为东亚最重要的精神传统对于现代工业化、市场经济、公民社会乃至整个现代性建设并未过时。
20世纪以来，脱离民主政治赖以产生的社会文化土壤，从若干抽象的哲学原理（人性论、价值论、形上学等）出发，盲目崇拜民主政治，误以为民主是所谓的普世价值，
已经给广大非西方国家和地区带来无以计数的严重后果，尤其是有些短期内根本无法挽回的痛苦和灾难。
从根本上说，必须明确认识到，正如佛教、基督教与现代学科体系代表两种不同
性质的人类传统一样，儒学与现代学科体系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二者相互补益的前提是彼此保持相互的独立性，而不是让儒学变成“知识之学”，被打成碎片纳入 现代学科体系中。 ( 1 at 4 )
我
们今天的教育体制本来就不是以培养“儒家”为宗旨，而主要是为了培养“儒学研究人员”的。当儒家核心经典被“五马分尸”，纳入到现代学科体系中去，昔日儒
家活的践履传统被今日大学文史哲等学科的知识化工作所代替；当用“哲学”、“伦理学”、“法学”、“政治学”等一系列现代学科范畴来研究儒学、并从中挖掘
所谓的现代意义成为时代潮流时，儒学传统的中断已无可避免。在这种情况下，谈论任何所谓儒学面对现代化的困境、以及如何通过自我转化走出这类困境、乃至实
现复兴，都无异于在追逐无源之水、无本之末。因此今日儒学的最大困境是它已经几乎被现代知识体系所肢解或代替.( 1 at 6 )
如
果一切惟“科学”是从，或者用现代学科的知识生产逻辑来代替人类的精神价值传统，后果只能是人类许多古代伟大传统的人为中断。这一结论不仅对佛教、道教、
基督教等适用，对于儒学传统来说也完全适用。因为虽然儒家算不算宗教仍有争议，但是目前西方学术界多认同儒学带有典型的宗教性，我认为儒学带有典型的宗教
性是无庸置疑的。( 1 at 6 )
古代儒学大师的学问主要建立在自己对生命的本质、宇宙的真谛、文化的命脉以及文明的终极理想等一系列根本性问题的深刻体认之上,一言以蔽之，他们传授的更多是读书法、修身法和做人方法，而不是什么知识化的指导原 理；( 1 at
7 )
我们必须从中学与西学关系的迷雾中走出来，认识到儒学与西方现代学术传统的真正结合主要是一个实践中体认和结合的问题，而不是建立一套理论体系来结合 ( 1 at 7 )
我
认为儒学与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关系也主要是一个实践问题而非理论问题，不是如唐君毅、牟宗三等现代新儒家所理解的那样。因为二者代表的是人类精神世界中
两种不同性质的追求，让儒学为了适应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要求来改造自身，等于让儒学失去赖以支撑自身的存在的本质逻辑，等于是对儒家传 统的毁灭和破坏。但是这不等于说儒学与后者不能结合，关键是如何结合。( 1 at 8 )
儒学不将人生的希望寄托于天国或彼岸，而是建立于世俗人间。儒家强烈的“此岸性”，导致他们倾向于全面安排人间世界的秩序，并告诉人们此岸的“天堂”在哪里。
当儒者不再把主要功夫放在修身和进德之上，他就放弃了自身固有的话语系统，
怎么可能不导致意义的丧失和学统的中断呢？( 1 at
9 )
回到了这样的起点，我们也就认识到：现代儒学没有必要将那么多工夫白费在从事思辨性的理论论证上（这本来不是儒学的特长，而是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特
长），而应将主要工夫用之于：面对民主、自由、法治、科学这些新鲜事物的挑战，如何寻找生命的意义和重建文明的理想。而所谓的重建，也只是从儒学的价值传 统出发，来看看能不能找到真正对现代人有益的资源。( 1 at 11 )
儒学的崇高理想是全面规划此世（thisworld）生活，在此岸而非彼岸建立“天堂”。这决定了今天中国儒学面临的任务并不仅仅是修身养性这么简单，而是仍然必须从根本上承担起指导中华文明前进方向的任务，确立起中国文化的最高理想，还必须为今日中华文明的重建提供基本框架。
一
个多世纪以来知识分子在精神上彷徨四顾、流离失所，无数中华儿女丧失了对中华文明的信心。而对于儒者自身来说，这个问题不解决，则意味着安身立命之本被连
根拔起，这正是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张君劢、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人以来的哲人们整日焦虑难安、费尽心力探讨现代性的根本原因。( 1 at
14 )
孟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是这样表述的：
孟子曰：“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其若是，孰能御之？”（《孟子·梁惠王》）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孟子·公孙丑》）
孟子曰：“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税，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廛，无夫里之布，则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为之氓矣。信能行此五者，则邻国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有生民以来未有能济者也。如此则无敌于天下。无敌于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公孙丑》）
今天的中国受到来自世界各国的批评多矣。这些批评有的是有关于中国缺乏人权与民主的，有的是有关中国人性格和习惯不好的，有的是有关中国官场腐败和行政系统，有的是有关公共秩序和社会风气的……其中误会和偏见固然不少，但是另一方面也证明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文化还离文明、进步的理想相差甚远。如果我们真的相信孔子“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孟子·公孙丑》），以及有孟子“仁者无敌”（《孟子·梁惠王》）的信念，那么，“夷夏之辨”正是促进中国全面反省自己社会的问题，并从根本上改造我们的国家，使之逐步走向进步和文明的、儒家式文化原则。 ( 1 at
15 )
从性善论的基本精神出发，可以自然引伸出这样的信念：只要各行各业的人们均能在其行业中“尽性”，即可达致“天下大同”。
中国目前最急需要做的事情之一，莫过于重建行业的自治与理性化。人们可以从职业的神圣感和尊严中找到自身价值的落脚点。
人们从小被教育为一些抽象的名词和象征符号（如国家、民族、人民、正义、真理等等）而奋斗，而不知道怎样把自己塑造成为人，特别是怎样在具体的职业行为中找到个人的神圣感和人性的尊严。
未来世界的“大同”理想并不体现为各种不同文化的“趋同”（homogenization），文化的多元化（pluralization）即人类文明的多极化发展是惟一可以接受的正确方式。此即《周易·系辞》“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以及孔子等人所谓的“和而不同”（《论语·子 路》）( 1 at
16 )
民主、自由、人权、法治……这些概念多年来一直被看成为衡量现代性的价值标准。无庸置疑的是，这些概念，以及自由主义，确实能够维护社会自治、促进行业的理性化。因为自由主义的信念之一，就是把对个人作为社会行为者（社会学中习称为agent/agency）——无论是作家、学者、教授还是工匠、商人……即各行各业的从业人员自身作为目的，而不是单纯作为完成其他目的的手段的人格的基本尊重。但是，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过的，自由主义的局限性在于：它可能导致权利的被滥用；
在东方文化中，由于没有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传统，个人自由的绝对化往往导致族群的冲突、人心的撕裂甚至社会的失序等问题。
按照狄百瑞的说法，儒家礼学以互助、关爱、理解为伦理精神之核心，而不是一味强调权利。也正是这种区别，在狄百瑞看来最难能可贵，因为这种社群主义精神既吸收了自由主义的优点，又超越了自由主义的不足。
我们认为，未来中华文明的基本框架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概括：
一是从“夷夏之辨”
二 是“王霸之辨”出发，
三是中华文明的形态，是一种以追求相互理解、相互沟通、相互尊重的社群主义生活为特点的社会形态。它是一个尊重个人自由和尊严，但不由自由主义和形式主义来统治的社会；其基本社会价值将不是个人自由和权利等，而是仁、义、礼、智、信等。
( 1 at 1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