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28 April 2016

中国高速公路,挂壁公路 ,十大最美公路


各位:
如果你不出去走走,你不会知道逺方的景色有多么优美。
挂壁公路就是沿着悬崖峭壁修建出来的公路,目前在世界上,真正意义上的挂壁公路只在中國才有,被称为世界第九大奇迹。
可惜我只走過部分的台湾的苏花公路、张家界天门山盘山公路、入藏公路。你們走過多少 ?
Between the end of 2014 and 2015, the total length of the network grew from 111,950 kilometres (69,560 mi) to 123,000 kilometres (76,000 mi) meaning 11,050 kilometres (6,870 mi) of expressway were built in 2015 alone.[1][2]

Bill

中國十大最美公路 - YouTube
https://m.youtube.com/watch?v=xLavCbjGwHo

挂壁公路 Wall highway
800里巍巍太行中,共凿有七条挂壁公路,其中工程量最大,历时时间最长,也最为壮观的,当属锡崖沟挂壁公路。
挂壁公路不仅解决了山区交通难题,成了脱贫路、致富路,更把深山美景奉献人间,它本身也成了奇景的一部分。

中国有多少挂壁公路
挂壁公路是指在悬崖峭壁上开凿而出的奇险公路,为了施工方便和开通后取自然光照明,挂壁公路多贴壁而凿,相隔十余米旁开一侧窗。此类工程奇险、艰难,在中国筑路史上都很少见,因此具有“公路奇迹”之称。中国共有7条挂壁公路,他们分别为:锡崖沟挂壁公路、陈家园挂壁公路、昆山挂壁公路、虹梯关挂壁公路、穽底挂壁公路、郭亮挂壁公路和回龙村挂壁公路。


山西陵川县最东边的小村锡崖沟,上世纪60年代开始,不甘寂寞的锡崖沟人,在村党支部的带领下,凭借滴水穿石的愚公移山精神,三十年箪食壶浆,风餐露宿,几代人前赴后继,从狼道到羊窑,从羊窑到挂壁公路,他们几代人流血流汗,硬是在北边的王莽岭绝壁上凿出一条明明暗暗7.5公里长的公路。那挂壁公路在山壁上曲折三层,写成“之”字攀上山顶,创造了中国乡村筑路史的人间奇观。

郭亮村掛壁公路,
郭亮村位于太行山绝壁之巅。这里海拔1700米,三面环山,一面临崖,岩石以砂岩为主。 在东汉末年,太行山区的农民儿子——郭亮,率部分饥民揭杆而起,反抗压迫,人们为纪念郭亮,在建村时便将村名取为“郭亮”。为让乡亲们能走下山,1972年在村支书申明信的带领下全村人卖掉山羊、山药,集资购买钢锤、钢锉。由13位村民在无电力、无机械的状况下,全凭人力一锤一钎,历时五年,在绝壁中凿出一条高5米、宽4米,全长1200余米的石洞——郭亮洞(暨万仙山绝壁长廊),于1977年5月1日通车。
为此,王怀堂等村民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条绝壁长廊,被日本裕田影视公司惊称为“世界第九大奇迹”。

郭亮村

挂壁公路_百度百科
http://wapbaike.baidu.com/item/%E6%8C%82%E5%A3%81%E5%85%AC%E8%B7%AF/10085342?bk_fr=img


★世界奇跡—太行山掛壁公路 - YouTube
https://m.youtube.com/watch?v=fArY8rFhrfA

中國十大最美公路
http://wapbaike.baidu.com/view/14746133.htm?adapt=1&


五纵七横
中国高速公路建设起步于1984年199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制定了五纵七横国道主干线规划,省际高速公路体系,它包括12条关键性的交通走廊五纵七横(5条南北走向,7条东西走向),长达3.5万公里,全部由二级公路以上的高等级公路组成,其中高速2.5万公里。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交通部于2005年1月公布新的“国家高速公路网规划”,即7918网。

《国家高速公路网规划》 于2004年经国务院审议通过,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终极”的高速公路骨架布局,同时也是中国公路网中最高层次的公路通道。
公路建设为何再扩容——聚焦4.7万亿元国家公路网规划

    《国家高速公路网规划》采用放射线与纵横网格相结合的布局方案,形成由中心城市向外放射以及横贯东西、纵贯南北的大通道,由7条首都放射线、9条南北纵向线和18条东西横向线组成,简称为“7918网”,总规模约8.5万公里,其中:主线6.8万公里,地区环线、联络线等其他路线约1.7万公里。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速公路建设起步于1984年,最早开工的是沈大高速 ... 年-2030年) 》。其中国家高速公路网规划由“7918网”变更为“71118网”。到2020年,我国高速公路的通车里程将达到10万公里,东部地区半个小时之内上高速,中部地区一个小时上高速,西部地区两个小时上高速,实现高品质、高覆盖、高通达的国道主干线,打造可持续的交通发展之路。计划到2030年,建成里程达到11.8万公里国家高速公路主干网。

中国国家高速公路网采用放射线与纵横网格相结合布局方案,由7条首都放射线、f11条南北纵线和18条东西横线组成,简称为“71118”网,总规模约11.8万公里,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速公路系统,另规划远期展望线约1.8万公里[1][2][3][4


截至2014年底,全国收费公路里程16.26万公里,全国收费公路共有主线收费站1665个。
    全国收费公路长公布:
 北京市交通委公布《统计公报》,截至2014年底,北京市收费公路里程886.1公里,占北京公路总里程21848.8公里的4.1%。其中高速公路834.4公里,一级公路51.7公里。
交通运输部今日公布2014年收费公路统计公报。交通运输部公路局副局长王太介绍,截至2014年底,全国收费公路里程16.26万公里,占公路总里程的3.6%。另外,全国收费公路共有主线收费站1665个。
  根据数据,全国收费公路里程16.26万公里,占公路总里程446.39万公里的3.6%。其中,政府还贷公路10.40万公里,经营性公路5.85万公里,分别占全国收费公路里程的64.0%和36.0%;高速公路10.67万公里,一级公路2.34万公里,二级公路3.16万公里,独立桥梁隧道0.08万公里,分别占全国收费公路里程的65.7%、14.4%、19.5%、

全国收费公路16.26万公里 主线收费站1665个|收费公路|里程|公路_新浪财经_新浪网
http://finance.sina.com.cn/chanjing/cyxw/20150630/135922552962.shtml

 收费站的大小和收费车道的多少对建设时期的土建投资以及运营时的收费人员的配置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由于我国目前常用的收费方式仍需要通行的车辆停下来缴费,这样会对自由交通流产生很大的影响,造成相应的延误。如果交通需求大于收费广场的通行能力,收费广场将成为交通的“瓶颈”,将导致等候车辆延误时间大大增加,等候车队不断向后延伸,降低了收费广场的服务水平,减少了收费道路经营者的收入,同时也给环境造成了极大的废气污染等问题。
  故收费广场的规划、设计与运营管理必须配合主线、匝道交通量,应整体考虑,尽量避免形成交通“瓶颈”,所以收费广场的通行能力为收费公路的规划、设计与营运管理提供了重要的基本数据。
编号结构
中国国家高速公路网编号由字母标识符和阿拉伯数字编号组成。
中国国家高速公路网主线的编号,由中国国家高速公路标识符“G”加1位或2位数字顺序号组成,编号结构为“G#”或“G##”。
中国国家高速公路网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https://zh.m.wikipedia.org/zh/%E4%B8%AD%E5%9B%BD%E5%9B%BD%E5%AE%B6%E9%AB%98%E9%80%9F%E5%85%AC%E8%B7%AF%E7%BD%91

from websites or documents of the CIA World Factbook,  The expressway network of China  is the world's largest expressway system by length, having surpassed the overall length of the American Interstate Highway System in 2011. Between the end of 2014 and 2015, the total length of the network grew from 111,950 kilometres (69,560 mi) to 123,000 kilometres (76,000 mi) meaning 11,050 kilometres (6,870 mi) of expressway were built in 2015 alone.[1][2]
Expressways of China -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https://en.m.wikipedia.org/wiki/Expressways_of_China
https://en.m.wikipedia.org/wiki/List_of_countries_by_road_network_size

印度公路什麼樣
本報駐印度特派記者  錢峰
2005年中國的公路網,尤其是高速公路建設遠遠“落后”於印度

http://www.people.com.cn/BIG5/paper68/13939/1244437.html

Thursday 21 April 2016

E-commerce , Alibaba and dreams



Jack Ma has converted  his dream into new, workable and more efficient technology, and changes the world into a global village via instant communication.

"IT is not the technology that changes the world, but the dreams behind the technology, " Jack Ma statement inspired me to listen to a few of his speeches, and this may be another sign of human consciousness is an aspect of evolution.

To share with you, Jack Ma speaks to the Economic Club of New York 2015  - YouTube
https://m.youtube.com/watch?v=eh1c5G7gXQE

"In China, e-commerce is a lifestyle. Young people are using e-commerce to exchange ideas, to communicate, to build up trust, to build up a record. It's a lifestyle. This is how internet e-commerce is changing China,"
"E-commerce in China grew faster than in the U.S. because China lacked physical stores, "Ma said.

Ma said  "This is the Age to free the mind, the age of creating and innovating.  .... And it is always harder to change your own self. "
Another speech by him in Chinese conducted in H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n5KkkKBBA8

Chinese E-commerce giant Alibaba Group has officially become the world's largest retailer, with its gross merchandise volume surpassed three trillion yuan, or 475.89 billion dollars, in the last financial year ending in March 2016.By 24/7 Staff

Alibaba Overtakes Walmart as World’s Largest Retailer - Supply Chain 24/7
http://www.supplychain247.com/article/alibaba_overtakes_walmart_as_worlds_largest_retailer

Thursday 14 April 2016

从达赖喇嘛說'转世制度'看宗教和政治

各位:
宗教在複雜社會中以許多不同的方式同政治發生關係。
达赖喇嘛在2016/04/08 接受BBC采访时谈到了转世问题。他说转世制度是在封建制度下形成的旧思维,已经过时。他本人完全支持民主制度,要与时俱进。但是達賴在藏傳佛教也有好幾個不同的派別爭議,其中不只是信仰議題,也是政治議題。

中国历史终究没有出现政教合一的历史,有学者认为中国官僚体制早熟,不需要宗教组织作为补充。 宗教在民主转型中的作用应是不可或缺,卻也无须夸大。

Bill


达赖喇嘛还说:“因此包括宗教制度在内的某些制度是在过去封建制度下形成的,现在已经过时,我们必须根据新的现实作补充。”
达赖喇嘛:转世制度过时 要顺应民主 - BBChttp://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a2016/04/160408_dalai_lama_tibet_reincarnation

达赖不喜欢“杰千修丹”,污蔑修丹教派及其教义,甚至迫害修丹信众,以抬高其在藏传佛教格鲁派中的地位,此举遭到了境外藏胞“杰千修丹”信徒的强烈反对。
http://3g.china.com/act/945_21038411.html

多杰雄登信仰出現在第五世達賴喇嘛時代,多杰雄登信徒认为多杰雄登是这时代的护法神,是文殊菩萨显现的忿怒化身,歷代達賴也曾對多傑雄登信仰頒布禁令,其中最著名的是第十三世達賴喇嘛與第十四世達賴喇嘛。1996年,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宣布拒絕讓多傑雄登信仰者參加他主持的法會,引起多傑雄登爭議。
多杰雄登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https://zh.m.wikipedia.org/zh/%E5%A4%9A%E6%9D%B0%E9%9B%84%E7%99%BB

多傑雄登爭議(英語:Dorje Shugden controversy),是從1970年代開始,藏人社區為了是否應該禁止多傑雄登信仰而產生的事件。
格列喇嘛批評達賴説他破壞了五大傳統教派,尤其是格魯派內部和睦相處的傳統,在印度的藏人中播下了騷亂不和的種子。
https://zh.m.wikipedia.org/zh-hant/%E5%A4%9A%E5%82%91%E9%9B%84%E7%99%BB%E7%88%AD%E8%AD%B0

“在50年代初之前,西藏基本上是实行封建领主制度。他和其前任在西藏时都是实行个人采邑式的统治,民主是个无人知晓的概念”。
问答西藏:十四世达赖为何禁止供奉“杰钦修丹”护法神——中新网
http://www.chinanews.com/gn/2011/07-22/3202528.shtml

 宗教對社會的整體作用结論- 蔡彥仁
─宗教團體是社會性的; 宗教有積極正面的功能。但是費爾巴哈和馬克思卻認为宗教是人類的鴉片。他们認為宗教並無實體,只有副現象( epiphenomenon )。 馬克思把社會分成上層結構、下層結構,政治權威、意識型態、法律、宗教屬於前者;生產工具的擁有與否、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調整等經濟因素屬於後者。上層結構取決於下層結構,物質需要與經濟財產才是決定一個人存在最根本的東西,因此下層結構改變,上層結構也會隨之改變。 
馬克思引用費爾巴哈「宗教是人類的鴉片」的理論,對宗教給予反面的評價。這有其時代背景,源於他看到十九世紀英國工業化後的社會貧富懸殊,產生什多弊病,而基督教在當時工業化結構中是精神的貴族,聖經中的教訓強調人要服從統治者,今生沒有希望,只有忍耐、禱告,上帝會救人到天國,馬克思因此認為統治者用宗教麻醉人民的反抗意識。真正的問題是階級不平等,而這完全是由於經濟差異所造成的,所以他認為要重新分配財產、調整生產關係。當時對宗教的評價是很負面的,但今天宗教反而在物質享受充足後,引導人探索人生的意義與價值,這是當時馬克思沒有觸及到的問題。
结論--以社會學觀點來檢視宗教的分析:宗教無法脫離人群而獨立存在,須在社會中才能產生、繼續發展,否則只是個人信仰,最後一定消失。
我们很容易忽略幾個重要層次,例如大部分宗教社會學家會忽略歷史的承傳、流變與宗教的關係,而沒有注意到宗教團體的形成,其背後有很長的延續性。還有宗教重要的細微處,如象徵、神話所表現的深刻的宗教涵義。
再者,宗教社會學家会忽略個人內心的部分,很少觸及到神秘主義者個別的感受。

http://enlight.lib.ntu.edu.tw/FULLTEXT/JR-BJ093/bj093386859.pdf

罗马帝国后期统治力下降,对基督教由迫害转为接纳,后来西方宗教教义为政权的合法性背书,凝聚人心。中世纪教会担负多重作用:文化传承、思想教化、正义裁定甚至保障福利。

中国为什么不需要政教合一?
中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秦皇汉武的封禅,天子七庙,天坛地坛。
中国官僚体制早熟,形成自上而下较为完整的政治体系。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不仅是学术思想的竞争,更完善官僚制度、强化国家机器的过程。
秦朝文法吏系统+军功爵晋升机制+中央皇权极大地提高了总体动员能力。汉朝先用黄老后用儒术,以士大夫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群体与皇权达到弹性平衡。可以说秦汉时代的官僚体系已经相当完善,不需要宗教组织作为补充。

中国历史终究没有出现政教合一的历史,为什么? - 宗教 - 知乎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4057332

台灣民主過程以基督教長老會受迫害最多,而至今大陸仍視基督教為仇讎,原因就是基督教相信必有一 超越上帝擁有絕對真理,真理中的「公義」「平等」法則。但是歷史上所有政教合一的基督教事件,很多是墮落腐 敗的結果。

宗教界为了争取自身的权利,会在不同程度上参与到民主转型进程中。 在集权体制下,对于权利的侵犯通常也会对宗教组织带来最直接的。
概况而言,宗教作用于民主转型的方式主要有:1、通过赋予民主活动人士,特别是领导人的坚强信念,来支撑和推动民主化运动。无论是曼德拉,还是金大中、昂山素季,宗教或信仰无疑是帮助他们走过黑暗时期的重要力量。,2、各宗教中的个别人士本来就有的自由主义理念,带领着宗教组织与民主人士合作,直接举办活动,推动民主转型。3、一些宗教组织出于信仰或者公益、道德等原因,作为团体直接参与和支持民主化运动。
虽然许多人并不皈依于特定的宗教组织,但通过多种多样的信仰探索,就能够确立起权利平等、行为自由的理念。不过,也无须过分夸大宗教组织在民主转型中的作用。

從歷史及概念上去看,「政教合一」及「政教分離」包含的「政」、「教」關係至少有三種。
第一種關係就是所謂的神權政府。以基督教的歷史去看,可能只有在摩西時代才是這樣。教會是政府的中心。
第二種「政」「教」關係,教會和政府各自有其管轄範圍,但也有管轄範圍是重疊的。这表現在十一至十七世紀天主教會與歐洲各王國之間的關係。天主教會除了主導一些純宗教的事宜外,它所訂的法律也管轄一些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如婚姻、繼承、財產和合約。天主教會本身也可以有其主權的體現,而不受王國所規範,故兩者是有互相競爭但又互相依賴的複雜關係。
第三種是「政教分離」。現代社會「政教分離」就是指政府不會承認某宗教國教的地位,教會在政府施政時也不會享有優惠。《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規定國會不得制定法律確立國教,就「政」「教」關係的典型例子。

戴耀廷:宗教干政、政教合一、政教分離的概念謬誤 | 林輝 fred | 香港獨立媒體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1397

天人合一,或稱天人合德、“天人相应”,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哲学思想,儒、道、釋三家均有闡述。其基本思想是人类的生理、伦理、政治等社会现象是自然的直接反映。最早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汉朝董仲舒引申为天人感应之说,程朱理学引申为天理之说。

佛教講究出世,對政治沒有危害,所 以其倫理治世文化下的反抗,就完全對準了家庭親情孝道倫理。

领袖达赖喇嘛星期三(2014-09-24)在印度达兰萨拉向东南亚为主的数千信众传授佛法,呼吁大众将宗教视为治病的良药。
达赖喇嘛说:“要与其他宗教教徒和睦相处,尊重和学习其他教派的利他教义,并要一视同仁。”
在为期三天的法会中,达赖喇嘛讲授《入菩萨行论》的第七品、第八品和第九品,另外还会讲授《修心八颂》和《佛子行三十七颂》。
有关会议通过的政治决议方面:“这次会议通过的决议里面,从政治方面对西藏境内的局势,包括在开会期间发生的拉莫扎西自焚事件,还包括从零九年开始到现在131位藏人自焚,以及中共对西藏的政策方面都制定出了决议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在欧美的流亡藏人成立了很多藏人社区或者藏人组织,能否将他们纳入《流亡藏人宪章》里面,就像我们在印度各地的藏人社区一样,这些方面都制定出了一些决议案。”

轉世傳承是藏傳佛教寺院中一種傳統的繼承制度,最早起源於噶舉派,後來擴及藏傳佛教的所有宗派中。在原有的修行者過世後,經過某些宗教儀式,找出新任的繼承者。這位繼承者,被認為是原任修行的轉世,享受有他的頭銜,與一切宗教及政治上的權利義務。
佛教傳入西藏之後,藏人普遍相信前後世的存在,也形成對聖者前世不同化身中利益眾生的功德,進行祈願和隨喜的傳統。
十三世紀初,藏傳佛教的轉世肇始于噶舉派(白教)的噶瑪巴世系, 在明清之際出現許多轉世傳承。達賴被認為是自1391年以來經歷了13次轉世,而班禪經歷了10次轉世。现在,在藏傳佛教薩迦、格魯、噶舉、寧瑪、覺囊、珀東等宗派,以及苯教中,有很多轉世喇嘛肩負著護持教法的重任。[1]

1791至1793年之間,廓爾喀(今尼泊爾)軍隊入侵西藏,西藏政府請求滿清政府派兵支援;滿清官兵驅逐廓爾喀軍隊之後,滿清政府以完善西藏行政為藉口,制定《二十九條章程》,要求以“金瓶掣簽”認定達賴喇嘛、班禪喇嘛和其他呼圖克圖的轉世。[1]。因為夏瑪巴參與反對清朝政府,噶瑪噶舉派傳承被廢除,因此在《欽定藏內善後章程》未規定噶瑪噶舉派的祖古噶瑪巴要參與金瓶掣簽。清朝政府随后對於轉世傳承多所限制,出現多位被禁止轉世的活佛,如準噶爾的喇嘛與噶舉派活佛夏瑪巴,因為曾經反對清朝統治,都被禁止轉世;所有轉世都必須經過清朝理藩院同意才能進行。清初在理藩院註冊的呼圖克圖有148位,清末有160位。1963年在十四世達賴喇嘛的許可之下,第十六世大寶法王認證其侄為第十四世夏瑪巴,恢復夏瑪巴的轉世傳承。[4]

中華民國政府在1935年所制定、2003年廢止的《管理喇嘛寺廟條例》,規定轉世者以曾經轉世者為限;其向未轉世的喇嘛非經中央政府核許,不被承認轉世。[5][6]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颁布《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对活佛转世进行严格的规定和控制,規定藏地所有的轉世傳承除教义規定外,還要接受中國政府的同意与认可。例如,「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明令不得转世的」,「藏传佛教教义规定不得转世的」。[7]

轉世傳承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https://zh.m.wikipedia.org/zh/%E8%BD%89%E4%B8%96%E5%82%B3%E6%89%BF

时轮灌顶,是藏传佛教密宗无上瑜伽部中极为庄严的高深法门,在理论和修持方法上,仪轨严谨。藏传佛教认为,它蕴涵宇宙和生命在时间中的生灭规律,展示天道、人道和佛道之间的神秘联系。认为通过相应的修持方法,可以改变生死规律,净化超脱,成就时轮佛位。
http://www.china.com.cn/ch-xizang/tibet/cxl/dalai/dalaic.html

问:对于达赖喇嘛本人决定是否转世的说法,中方有何评论?
 答:中国政府颁布有《宗教事务条例》和《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目前活佛转世事务一直按照宗教仪轨和国家法律法规正常进行。
达赖喇嘛活佛转世系统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有一套完整的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达赖喇嘛的转世,也应当遵循宗教仪轨、历史定制和国家的法律、法规进行。
 外交部回应“达赖喇嘛本人决定是否转世”说法-新闻-中国宗教学术网
http://iwr.cass.cn/xw/201504/t20150420_18678.htm

Tuesday 5 April 2016

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SJ -human consciousness is an aspect of evolution, his unorthodox criticism to Christianity

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SJ, known as 德日進 Chardin (pinyin: Dérìjìn) in China, he searched for the human significance, the evolution process in relation to the Cosmos reality.  

 He said "Evolution is a light which illuminates all facts, a curve that all lines must follow. " (p. 219 of The Phenomenon of Man)

"You are not a human being in search of a spiritual experience. You are a spiritual being immersed in a human experience."

He  was trained as a priest , but his work  was not allowed to publish or teach his ideas in his lifetime. 

Many Scholars nowadays think that his work is so steeped in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paleontology and evolutionary biology that it holds up remarkably well today. 

Bill

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SJ (French)
1 May 1881 – 10 April 1955; was a French idealist philosopher and Jesuit priest who trained as a paleontologist and geologist and took part in the discovery of Peking Man. He conceived the idea of the Omega Point (a maximum level of complexity and consciousness towards which he believed the universe was evolving) and developed Vladimir Vernadsky's concept of noosphere.
During his lifetime, many of Teilhard's writings were censored by the Catholic Church because of his views on original sin. However, Teilhard was praised by Pope Benedict XVI, and he was also noted for his contributions to theology in Pope Francis' 2015 .

Teilhard's spirituality was awakened by his mother, Berthe de Dompiere. When he was 12, he went to the Jesuit college of Mongré, in Villefranche-sur-Saône, where he completed baccalaureates of philosophy and mathematics. Then, in 1899, he entered the Jesuit novitiate at Aix-en-Provence, where he began a philosophical, theological and spiritual career.
From 1905 to 1908, he taught physics and chemistryin Cairo, Egypt, at the Jesuit College of the Holy Family.  Teilhard studied theology in Hastings, in Sussex(United Kingdom), from 1908 to 1912. There he synthesized his scientific, philosophical and theological knowledge in the light of evolution. His reading of L'Évolution Créatrice (The Creative Evolution) by Henri Bergson was, he said, the "catalyst of a fire which devoured already its heart and its spirit." His views on evolution and religion particularly inspired the evolutionary biologistTheodosius Dobzhansky. Teilhard was ordained a priest on August 24, 1911, at age 30.
From 1912 to 1914, Teilhard worked in the paleontology laboratory of the Museum National d'Histoire Naturelle, in Paris, studying the mammalsof the middle Tertiary period. 

Teilhard followed at the Sorbonne three unit degrees of natural science: geology, botany and zoology. His thesis treated of the mammals of the French lower Eocene and their stratigraphy. After 1920, he lectured in geology at the Catholic Institute of Paris, then became an assistant professor after being granted a science doctorate in 1922.

In 1923, he travelled to China with Father Emile Licent, who was in charge in Tianjin of a significant laboratory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Natural History Museum in Paris and Marcellin Boule's laboratory.  
From 1926 to 1935, Teilhard made five geological research expeditions in China. They enabled him to establish a general geological map of China. He joined the ongoing excavations of the Peking ManSite at Zhoukoudian as an advisor in 1926 and continued in the role for the Cenozoic Research Laboratory of the Geological Survey of Chinafollowing its founding in 1928.

 Henri Breuil and Teilhard discovered that the Peking Man,   a group of fossil specimens was discovered in 1923–27 during excavations at Zhoukoudian (Chou K'ou-tien) , the nearest relative of Pithecanthropus from Java, was a faber (worker of stones and controller of fire). Teilhard wrote L'Esprit de la Terre (the Spirit of the Earth).
Teilhard participated in the 1935 Yale–Cambridgeexpedition in northern and central India with the geologist Helmut de Terra and Patterson, who verified their assumptions on Indian Paleolithiccivilisations in Kashmir and the Salt Range Valley. He then made a short stay in Java, on the invitation of Professor Ralph van Koenigswald to the site of Java man. A second cranium, more complete, was discovered. This Dutch paleontologist had found (in 1933) a tooth in a Chinese apothecary shop in 1934 that he believed belonged to a giant tall ape that lived around half a million years ago.

In 1937, Teilhard wrote Le Phénomène spirituel (The Phenomenon of the Spirit) on board the boat the Empress of Japan, He received the Mendel Medal granted by Villanova University during the Congress of Philadelphia in recognition of his works on human paleontology. He made a speech about evolution, origins and the destiny of Man. The New York Timesdated March 19, 1937 presented Teilhard as the Jesuit who held that man descended from monkeys. 
1939: Rome banned his work L’Énergie Humaine.
During his return voyage to Beijing he wrote L'Energie spirituelle de la Souffrance (Spiritual Energy of Suffering) (Complete Works, tome VII).
1941: Teilhard submitted to Rome his most important work, Le Phénomène Humain.
1947: Rome forbade him to write or teach on philosophical subjects.
1948: Teilhard was called to Rome by the Superior General of the Jesuits who hoped to acquire permission from the Holy See for the publication of his most important work Le Phénomène Humain. But the prohibition to publish it issued in 1944, was again renewed. Teilhard was also forbidden to take a teaching post in the College de France.
1949: Permission to publish Le Groupe Zoologiquewas refused.
1950: Teilhard was named to the French Academy of Sciences.
1955: Teilhard was forbidden by his Superiors to attend 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Paleontology.
1957: The Supreme Authority of the Holy Office, in a decree dated 15 November 1957, forbade the works of de Chardin to be retained in libraries, including those of religious institutes. His books were not to be sold in Catholic bookshops and were not to be translated into other languages.
1958: In April of this year, all Jesuit publications in Spain ("Razón y Fe", "Sal Terrae","Estudios de Deusto") etc., carried a notice from the Spanish Provincial of the Jesuits that de Chardin’s works had been published in Spanish without previous ecclesiastical examination and in defiance of the decrees of the Holy See.
1962: A decree of the Holy Office dated 30 June, under the authority of Pope John XXIII warned that "... it is obvious that in philosophical and theological matters, the said works [Teilhard’s] are replete with ambiguities or rather with serious errors which offend Catholic doctrine. That is why... the Rev. Fathers of the Holy Office urge all Ordinaries, Superiors, and Rectors... to effectively protect, especially the minds of the young, against the dangers of the works of Fr. Teilhard de Chardin and his followers". (AAS, 6 August 1962).
1963: The Vicariate of Rome (a diocese ruled in the name of Pope Paul VI (who had just become Pope in 1963) by his Cardinal Vicar) in a decree dated 30 September, required that Catholic booksellers in Rome should withdraw from circulation the works of Teilhard, together with those books which favour his erroneous doctrines. The text of this document was published in daily L’Aurore of Paris, dated 2 October 1963, and was reproduced in Nouvelles De Chrétienté, 10 October 1963, 
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During his lifetime, many of Teilhard's writings were censored by the Catholic Church because of his views on original sin and unorthodox criticism to Christianity.  He asserted  that human consciousness is an aspect of evolution. Also that evolution has a goal, i.e. the increasing complexity of human consciousness (called noosphere) which will culminate in the final super-humanized form (p. 259) which the author calls the Omega point. 

In "The Phenomenon Of Man", he started his position that mankind in its totality is a phenomenon , humanity also as a phenomenon, to be studied and analysed by scientific methods.  His second point is that the Universe is one gigantic process, a process of becoming and attaining new level of existence and organisation.  He concluded that since evolutionary phenomena ( including mankind ) are processes, they can never be evaluated in terms of their origins : they must be defined by directions, possibilities and limitations, and deductible future trends. He agreed with Nietzsche's view that man is unfinished and must be surpassed or completed. Evolution of mankind can become primarily a psychosocial process based on cumulative transmission of experience, knowledge , feeling and willing. He  used 'noosphere'  to denote the sphere of mind as a transforming agency promoting hominisation. 

Evaluations by scientists
Sir Julian Huxley, evolutionary biologist and contributor to the modern synthesis, praised the thought of Teilhard de Chardin for looking at the way in which human development needs to be examined within a larger integrated universal sense of evolution.[30]

In 1961, the Nobel Prize-winner Peter Medawar, a British immunologist, wrote a scornful review of The Phenomenon Of Man for the journal Mind,[31] calling it "a bag of tricks" and saying that the author had shown "an active willingness to be deceived".
The evolutionary biologist Richard Dawkins called Medawar's review "devastating" and The Phenomenon of Man "the quintessence of bad poetic science".[32] Similarly, Steven Rose wrote that "Teilhard is revered as a mystic of genius by some, but amongst most biologists is seen as little more than a charlatan."[33]
"Nothing in Biology Makes Sense Except in the Light of Evolution" by Theodosius Dobzhansky draws upon Teilhard's insistence that evolutionary theory provides the core of how man understands his relationship to nature, calling him "one of the great thinkers of our age". Key researchers credit Teilhar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 evolutionary synthesis that accounts for natural selection in the light of Mendelian genetics.[citation needed]

"Nothing in Biology Makes Sense Except in the Light of Evolution" is a 1973 essay by the evolutionary biologist and Russian OrthodoxChristian Theodosius Dobzhansky, criticising anti-evolution creationism and espousing theistic evolution. The essay was first published in American Biology Teacher, volume 35, pp. 125–129.[1]
Dobzhansky first used the title statement, in a slight variation, in a 1964 presidential address to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Zoologists, "Biology, Molecular and Organismic", to assert the importance of organismic biology in response to the challenge of the rising field of molecular biology.[2] 
Overview
Dobzhansky opens with a critique of Shaikh Abdul Aziz bin Baz, the then Grand Mufti of Saudi Arabia, for holding a belief based on scripture that the Sunrevolves around the Earth. Dobzhansky asserts that "it is ludicrous to mistake the Bible and the Koran for primers of natural science. They treat of matters even more important: the meaning of man and his relations to God."[1] 
As he had said in his earlier presidential address, "If the living world has not arisen from common ancestors by means of an evolutionary process, then the fundamental unity of living things is a hoax and their diversity is a joke."[2] These two themes of the unity of living things and the diversity of life provide central themes for his essay.
Addressing the diversity of life on Earth, Dobzhansky asks whether God was joking when he created different species for different environments. This diversity becomes reasonable and understandable, however, if Creation takes place not by the whim of the Creator "but by evolution propelled by natural selection."[1] He further illustrates this diversity from his own investigation of the widely diverse range of species of fruit flies in Hawaii. Either the Creator, "in a fit of absent mindedness" created many species of fruit flies in Hawaii, or the fruit flies that arrived on the islands, diversified to fill a wide range of vacant ecological niches.[1]
He illustrates the unity of living things using the molecular sequence of cytochrome C, which Emanuel Margoliash and Walter M. Fitch had shown to be similar in a wide range of species, including monkeys, tuna, kangaroos, and yeast.[1] This unity is further illustrated with by the similarity of the embryos of different species. Either God deliberately arranged things "to mislead sincere seekers of truth"[1] or these similarities are the result of evolution.
Dobzhansky concludes that scripture and science are two different things: "It is a blunder to mistake the Holy Scriptures for elementary textbooks of astronomy, geology, biology, and anthropology."[1]

"I am a creationist and an evolutionist. Evolution is God's, or Nature's method of creation. Creation is not an event that happened in 4004 BC; it is a process that began some 10 billion years ago and is still under way."

"Does the evolutionary doctrine clash with religious faith? It does not. It is a blunder to mistake the Holy Scriptures for elementary textbooks of astronomy, geology, biology, and anthropology. Only if symbols are construed to mean what they are not intended to mean can there arise imaginary, insoluble conflicts.... the blunder leads to blasphemy: the Creator is accused of systematic deceitfulness."

Theodosius Dobzhansky, "Nothing in Biology Makes Sense Except in the Light of Evolution" (1973)


Teilhard’s cosmic theology is largely predicated on his interpretation of Pauline scripture, particularly Colossians 1:15-17 (especially verse 1:17b) and 1Corinthians 15:28. Teilhard draws on the Christocentrism of these two Pauline passages to construct a cosmic theology which recognizes the absolute primacy of Christ. He understands creation to be "a teleological process towards union with the Godhead, effected through the incarnation and redemption of Christ, ‘in whom all things hold together’ (Col. 1:17)."[15] He further posits that creation will not be complete until "participated being is totally united with God through Christ in the Pleroma, when God will be ‘all in all’ (1Cor. 15:28)."[15]
Best Regards


Bill